一个较好的社会状况，既不应该是完全由政府管一切，也不应该完全由资本管一切。在二者的中间，应该有一个健康成长的公民社会。国内目前只能说是具备了公民社会的某些要素。公民社会下一步会怎么样，一方面要看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发展会怎么样。民营的部分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强大，而且层次越来越高的话，同这一部分密切相关的形形色色的专业团体就会发展起来。这是公民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来源。另外一个动力来源，就是中国跟国际社会的互动。比如国内的环保组织，不论是观念也好，还是价值目标、运作方式，乃至它们需要的物质和财政支援，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国际社会的。大家在呼吁公民社会的时候不要忘了，民营经济的发展是公民社会成长的原始推动力。不要停留在情绪化的仇富抑富表面上。在凡是有引起仇富的民怨的那些问题上，负责任的公民都应该深刻思考当地政府的作用和官员的行为。

四十多年前，我们的社会曾流行一种诡异的逻辑：清官比贪官更坏。它给今人留下的教训是：一个社会里极端对立的情绪，是造成对抗、并由对抗升级到严重动荡、直至造成暴力造反的要素。极端派最希望的，是其对手一方也成为极端派，如果对方不是极端派，而是改良派，这反倒对自己大不利。只有敌对一方走向极端化，才有利于自己一方的极端主义变得理直气壮。本拉登欢迎小布什上台而不希望奥巴马当选，都属于这种“极端主义的最高智慧”。

十七大报告里提出要“发展文化创意产业”。“文化产业”概念是引进的，在我们传统的观念中，文化不是产业，文化是意识形态战线。要把文化当作产业来办，就必须将文化产业中很多管理的体制，朝产业方向去调整，从产业目标方面来给予帮助和扶持。在西方，市政府花大力气来促进创意产业做得最好的是伦敦。伦敦的创意产业到2008年时已经占伦敦GDP的6.8%到7%，而且是持续增长。从2000年起，伦敦就有非常好的创意产业协调办公室。在东方的例子是韩国。韩国政府从2000年开始注意到创意文化产业的重要性，中央政府一级、总理府一级成立了创意产业办公室，定下目标，做出了政策方面相应的配合。他们4000多万人的国家都可以搞文化创意产业，我们有13亿人口啊。中国不是缺人才，而是缺让人才自由发挥的体制、法律和社会环境。

从2003年开始，国内讨论大学生就业难时都接受一个结论，说原因就是大学扩招，不应该从1999年开始搞教育大跃进。现在回顾，我仍然觉得大学扩招是一个重要的原因，但不是唯一的原因，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原因。对大学扩招不能情绪化地看，它有深刻的经济和技术发展的要求。但是我们的扩招太快了。解决大学生就业的关键，就是要把第三产业，即服务业做大做好。服务业在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里，不叫产业，叫社会消费部门。大家应该明白为什么苏联要垮台了，因为在传统的指令经济体系里，它把那么多可能会创造产业、创造价值、创造文化影响力的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软实力的东西都算成消费，消费部门不创造价值，是要花掉财富的，越少越好。而发达国家认为这一块是增加财富的。从60年代以来，这一块的比重越来越大。

任何一个社会，其政治幽默的水平及流传的广度，是这个社会自由度的一个敏感指标。这很像性学大师弗洛依德所说：一个社会的自由程度，敏感地反映在它对“性”的态度上。最吊诡的是，高水平的政治幽默也不易产生于一个太自由的国家。这是最有趣的现象：一个国家太不自由，政治幽默当然流传不出；但一个国家太自由，也无助于产生高水平的政治幽默。因为如果人们对现有的政治体制、政府、政策有充分的、宪法保护的批评自由，并有独立的法庭予以声张正义的话，人们的不满抗议等等，就会进入正规的渠道去，而用不着以幽默的方式表达。

中国在过去30年间累积的增长是实实在在的，任何人也否认不了。 而吊诡之处在于，虽然全球公众对“中国模式”愈益关注，虽然一部分学者——既包括西方学者，也包括海外华人学者，也包括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，一直试图把“中国模式”向世界推广，却麻烦重重。“中国模式”基本上是可做而不可说的。中国要在下一阶段的发展过程中作出巨大努力，把公正、生态、行政三大成本持续降下来，才有希望走出“中国模式”能干不能讲的窘境。

“软实力”可以理解为“一个国家在国际上推广理想和价值观的能力”。如果对这个词还陌生，看看你的身边吧：被孩子们追捧的麦当劳、让球迷们如痴如狂的NBA联赛、席卷全球票房的好莱坞巨片......没错！那正是戴着商业面具的美国文化的软实力。中国也已经认识到软实力的能量，并一直努力提升。丁学良认为，经济发展积累的硬实力已经为中国增强软实力奠定了基础，但提升软实力的误区依然可能存在，对此他提出三个建议：不能认为硬实力可以直接、线性地转化为软实力；软实力不能靠国家唯一的一种声音来支撑；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强弱，不仅在于说什么和怎么说，更在于说和做之间的距离有多大。

本文主人公，是丁学良在哈佛的同学布兰福德。这是一个让丁学良叹为观止的天才。哈佛这类名校似乎总是最适合这类天才的土壤，在丁学良的许多写哈佛的文章里，我们都可以邂逅一些有信仰根柢而又挥洒不羁的灵魂。相对于布兰福德的天才表现，哈佛之所以成为哈佛的原因，才是真正令我们着迷的。

萨默斯在学术领域的天才表现，也使得他性格中直率锋利、急躁冒失的特点被成倍放大。在美国，如果一个公众人物在言行上有违背“政治正确”的嫌疑，那就是趟地雷。诸如环保、种族、性别这些敏感雷区，萨默斯一个不落地全趟了一遍，就像“一头闯进瓷器店的斗牛”。在丁学良看来，如果因为萨默斯身上的Style而看不到他的Substance，那是不公平的：仅是萨默斯在哈佛的作为，就足以令无数学子受益感念。但在我们看来，杰出而莽撞的萨默斯带来的遗憾，恰恰证明：一个具有“绝对底线”和“自我纠偏”机制的社会，才能保障公众对普世价值观的信心。

劳伦斯•萨默斯（Lawrence Summers）是经济学领域的天才，曾是美国最年轻的财政部长，还淘汰过克林顿、戈尔，成为全球遴选胜出的哈佛校长。他在世界银行任首席经济学家时，只是改变了一个计算方法：用购买力平权而不再是货币兑换率来计算世界各国的GDP，立即使中国的经济总量猛增数倍，揭示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，可谓“观念改变世界”的范例。但他最看重的职位--哈佛校长，却以被迫辞职告终，任期只有短短5年，和300多年来的众多前任相比，堪称“夭折”。在萨默斯身上，丁学良总结了两个大“S”：Style--风格，和Substance--实质。在萨默斯身上，我们还得知，尽管美国是个思潮多元化的国家，但再杰出的精英，也有不可触动的道德底线。

人生有限，书海无涯。读书其实是一种以时间为代价的精神消费。有效率的阅读首先必须是有选择的。有人曾约请丁学良为大学生们开列一份推荐书目。在开书单之前，丁学良觉得有必要先帮大学生们理清读书的目的。他以自身经验为基础，将读书目的概括成六种：为寻求知识，为学习技能，为满足好奇心，出于情感需要，寻求生命意义，学习成长奋斗。对于所有爱读书、想读书的人，我们都建议您一定好好听听这个文章，它会让你从此以后更明确自己为什么读书、读什么书、读书中的什么，你会受益一生。

在全世界经济和工业化程度最发达的国家里，美国受宗教影响是最大的。我们中国有时候在很多问题上与美国发生摩擦和误解。要说中国对美国最深、也最根本的误解，不在行政层次，不在权力分配层次，而是在宗教层次。”--为什么美国人的教育、医疗、家庭生活都和教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，乃至美国总统就职都必须手按圣经宣誓？为什么面对盖茨和巴菲特建立800亿美元的慈善基金，中国人会比美国人更惊讶？......丁学良讲述了一个香港数学天才成为美国教区教长的故事，展示了一个华人融入美国式精神世界的经过。

从文革泥沼里挣扎出来的中国刚刚提出“四个现代化”的口号时，几乎没有人能看清这块东亚大陆的未来在哪个方向。但在1980年的美国，一个叫麦克法库尔的大学教授预言：今后几十年里，中国大陆本土将成为一个经济强力的中心，相对这个中心而言，当时耀眼的亚洲“四小龙”只能算是太阳边上的一点光晕。 --只有懂得历史的人，才能够预言未来。作为贵族后裔的麦克法库尔，或许是感怀于大英帝国的历史沧桑，他对中华文明今日面临的嬗变之痛有深切理解；而作为哈佛的名牌教授、西方上流社会的精英，麦克法库尔极尽宽容和体贴，帮助东方国度的学子融却对西方社会的生涩和隔膜。这一切，25年后的丁学良依旧难以忘怀。

从文革泥沼里挣扎出来的中国刚刚提出“四个现代化”的口号时，几乎没有人能看清这块东亚大陆的未来在哪个方向。但在1980年的美国，一个叫麦克法库尔的大学教授预言：今后几十年里，中国大陆本土将成为一个经济强力的中心，相对这个中心而言，当时耀眼的亚洲“四小龙”只能算是太阳边上的一点光晕。--作为西方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头号人物，外交世家出身的麦克法库尔专注于中国问题的研究，他曾访问过中国几十次，除了毛泽东以外，其他像周恩来、华国锋、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他都曾见过。在1983年访华时，作者丁学良在他眼中，还只是一个思想新锐但英文蹩脚的典型的中国革命青年。

在当前的境况下，但凡事关“爱国主义”的争论，往往沦落为以肾上腺激素的增量作为判断爱国程度的标准。爱国主义名义下的激昂固然淋漓酣畅，却经常逼致理性失位。因此，作者丁学良提起了一件并不算太久远的往事：1974年的邓小平和“风庆轮事件”。虽说已时过境迁，作者也无对号入座的意图，但我们比照今昔，分明瞥见依稀相似的暗影轮廓。理性务实在我们的国度，何以总是被迫负重前行？

作者丁学良写这篇文章，虽然还是关于“开放政策”的老话题，但却是针对的新情况。其实，“改革开放”这个词在中国算是高居国策地位了，起码大多数人在口头上都不会反对它。然而，开放三十年后，对于如何进一步地开放，舆论调子有了微妙变化：有重申特殊“国情”的，有强调“东西方文化差异”的，甚至还有刚迈进新世纪没几年，就想预支“21世纪是中国世纪”之荣耀的......所以，有时候，重温一下常识是非常必要的。

“中国人初次访问发达国家时，常常被许多产品和服务的设想之周到所感动。比如：店门自动关上时速度缓慢不反弹到后面的人；电插板上的孔小到儿童的手指伸不进去；药瓶盖自动反卡使孩子拧不开；地面清洗后竖着"刚清洗，小心滑倒"的牌子，等等。这类细节的‘温馨设计’，并不全然是厂商出于人道的自发行为，而多半是消费者‘棍棒’下打出来的‘孝子’。”--相对于“顾客是上帝”的说法，“顾客是衣食父母”似乎更贴切。发达国家的“衣食父母”们，对商家采取的是“棍棒之下出孝子”的教育手段，成绩卓著。而在中国，商家还远远没有感受到“衣食父母”的足够压力，这里既有认识上的不足，更有制度上的缺失。